WITTA翻译技术教育研究会
Translation Technology Education Society

专访 | 徐彬:熟练掌握翻译技术,就能做出漂亮的活儿

译著,作为社会文明交流的重要载体,在文化传播与研究、语言学习与研究、翻译实践与研究等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高校教师的职称晋升体系中,其也越来越得到更多的认可。当前,外译中市场固然源远流长,行情却持续走低,教师仍一书难求,“用爱发电”。同时,国家外宣项目日益受到更多关注,中译外市场行情一路走高,项目申报情绪持续高涨,然竞争激烈,一“项”难求。


在此背景下,如何权衡选择并合理规划自己的译著生涯、如何与出版社等机构进行周旋沟通、如何管理规划翻译周期、如何借助翻译技术实现协同翻译与资产复用、如何积累成果并孵化高级别中译外项目,成为高校教师普遍关注的问题。


为此,“语言服务行业”对话图书翻译行业专家、学者,以期为老师们启发思考。本期专访嘉宾是徐彬老师。徐老师很早就提出CAT翻译图书的流程,是图书翻译领域的“技术专家”。让我们来听听他有关图书翻译的见解。


可否请您梳理一下技术支持下的图书翻译流程?

采用计算机辅助翻译来做图书翻译,译前的准备工作和译后的审校这两点是特别需要注意的。中间的过程我认为和大多数的翻译流程比较接近,这里重点说一下译前的过程。


以前的图书翻译中,纸质的书要先扫描识别,需要选择合适的扫描仪,合适的识别工具。而现在,更多的出版社会发来PDF文件,有时候是epub格式或kindle电子书格式的文件。有相当一部分译者获取了PDF格式的书之后使用简单的转换工具另存为Word文件,然后迫不及待地建立翻译项目,开始翻译,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的做法。我们需要对转换后的文件进行格式的重新排版,要重新建立合理的文字流。PDF另存为Word经常会出现句子被截断的情况。如果导入到CAT软件中,这些句子也都是断开的,操作中再去连接会非常复杂,翻译完成之后生成的Word文稿也还存在这些截断,这就带来好几层的麻烦。所以不如在预处理阶段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还有的译者会想当然认为,像FineReader这样的转换文件,如果是选择完美保留原书格式选项,似乎是看上去视觉效果是最好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文字断开的情况也最明显,实际上是不可取的。我也见过有做汉译英的译者把汉语的PDF文件直接交给CAT软件的PDF转换模块转换,并且建立项目,结果导致几乎每个汉字之间都有标签,满屏都是花花绿绿的标签夹杂着文字,几乎无法流畅阅读,也会给翻译带来极大的困扰。所以译前不仅需要学会扫描识别,还要把电子书转换成Word等比较友好的、可编辑的格式,而且需要在转换之后进行人工检查,使得文档更易于操作。


除了这个步骤之外,我一般会把图书按照章节拆分成更小的文档,这样拆分出来的文档比较易于控制,也天然形成翻译当中的多个里程碑。一般三五天或者一两周完成一章的翻译,之后这一章就可以在其他时间进入审阅流程,便于管理。如果把一整本书作为一个文档导入CAT软件建立起项目,就很难做到这一点。我也和一些译者交流过,发现对方前期没做这样的拆分工作,在翻译的时候,客户出版社要求每隔一段时间发送一两万字的译文,他只能每隔一段时间导出整个文档,把需要提交的部分保留下来,把前后多余的内容删掉。每次都反复做这个工作,就很麻烦。


我开发了一个在Word中的操作流程,能够给所有的段落添加一个隐藏文本的段落。比如说有ABC三段,我会用一组操作,把它做成一个Word的宏,转换成A-a B-b C-c这样的段落形式,首次出现的时候是一个隐藏的文本。把这样的文本导入到CAT软件当中,选择CAT软件选项中的“忽略隐藏文本”,翻译时软件将能正常看到的源语文本进行翻译,隐藏的段落不进行翻译,翻译完成之后只要打开“显示隐藏文本”的功能,导出的Word文件就会出现双语的段段对照形式。这一点非常方便,便于译后的逐步审校。


图书翻译译中我比较注意使用CAT软件的批注功能。通过批注记录翻译当中的思考疑问,有时也通过批注记录值得在教学中使用的案例,这是作为教师所能做的,一般的译者可能就不需要做这一类的批注。


译后特别重要。有的译者习惯在CAT中翻译完马上就导出进行审校,也有的译者会在CAT中审教。对于技术性较强的书,我一般会在CAT界面中查看双语对照的格式,做两遍审校,这样比较容易随时查看翻译是否准确;然后再导出到Word中做校对。有人可能觉得在Word中校对读起来缺乏读纸质书的感觉,这时就要打印出来,或者转换成PDF格式的电子书,使用平板电脑及手写笔工具采用手写批注的形式来修订,效果会更好。在实际的翻译中,我通常会夹杂使用这些办法。去年年底翻译出版了《史蒂芬·霍金:友谊与物理学的回忆》,这本书我在CAT中做了两遍审校,然后导出为PDF,又用手写笔批注的形式批注。再将批注文字更新到Word稿中,经历三审最后交稿。出版社排版结束发送回来后,我又做了两遍通读、审校,做调整。因为是出版社的重要项目,我个人也喜欢书里的内容,就进行了多次审校。


这就是图书翻译的基本流程,重点要做好文档的转换、格式的调整,以及翻译完成之后的多轮次审校。因为图书翻译要求高质量,需要译者付出更多时间。而通常的技术文档,很可能就是在CAT中做两遍审校,导出之后检查一遍拼写或文字的准确性,也就可以提交了。


您如何看待图书翻译与CAT工具之间的关系?

传统做翻译技术研究的人员很少将CAT与图书翻译联系起来,最早做翻译技术研究的人多来自翻译生产一线,他们接触的翻译工作往往是技术文档翻译居多,没有太多做图书翻译的经历。所以在翻译技术开始进入到少部分人视野的时候,很长时间内大家讨论的都是技术文档,也热衷于搜集各个专业领域的词库、词表,并转换成CAT能使用的词库、翻译记忆库。图书翻译和CAT工具之间的联系刚开始是被忽视的,因为图书有一个特点,就是重复率极小。图书是一种创意写作,句段的重复率极度趋向于零。CAT最早关注的是翻译记忆,关注句段的重复,重复越多,CAT的威力越明显,效率提升也就越明显。由于设计和应用上的差异,很多人就没有过多关注CAT和图书翻译。


但是近年来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因为除了重复率之外,图书翻译中还有术语需要考虑,这方面CAT能提供比较好的协助。还有就是CAT的工作界面。比起传统的在一个编辑器里大段做翻译,拆分句段后在CAT中工作对视觉定位的要求比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还有一点,用CAT工具翻的书有句段对照的形式,这样比较容易请第三方帮助校对。不然的话,一本书翻完就是一个单语的Word文稿,请第三方来校对往往做不到句句对应去看,而是基于译文是否通顺来做修改。所以图书翻译和CAT工具结合起来,优化了部分操作流程,能够更好地改善图书翻译的质量。


您认为CAT工具是否可以用于文学图书翻译?

这个问题和上一个问题密切相关。之前开翻译技术交流大会的时候,崔启亮老师和我聊起来翻译技术的话题,他也问了这个问题,我当时就给他了肯定的答复,因为那时我已经用CAT工具翻译了十几本书,其中有三四本是文学图书,在之后陆续又翻译了五六本文学类的图书。理由一是CAT工具可以提供更流畅的工作界面:双语对照,有利于译者随时查看原文、调整译文。这是一个工作界面的优势。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不用CAT的话,传统的文学翻译是低头看书,抬头看屏幕打字,来来回回很繁琐。


第二点,文学图书里面的某些元素也可以视作术语。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文学作品里的人名、地名、机构名称等,可以把它视作类似术语的东西,这时候术语库就能够提供帮助。我几年前参加了中国社科院郭沫若研究所的一个项目,审校重新出版郭沫若先生翻译的书,我负责的其中一本是辛克莱的小说《石油!》。在民国时候出版的版本中,上下册里主人公的名字译成的汉字是同音不同字。也就是说郭老当年在翻的时候,可能忽然就想换一个字写,他自己也可能没有专门的去记这个名字他最初用的哪个字,导致上下册的人名用字不一样。我们现在用CAT工具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如果大家翻译的是俄语文学或者是西班牙语文学作品,书中的人名有时会很长,如果用CAT工具中的术语功能,可想而知会给我们提供比较多的帮助。


第三是审校。用CAT工具来看文学图书,很多人担心一个问题,就是在拆分了句段之后,翻译时是不是就会受一些束缚。根据我个人的观察,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是不要忘了,文学图书翻译以及普通的其他类别的图书翻译,都是最高质量要求的翻译,肯定不能是一遍就通过交稿,而要有三审三校的流程,要经过严格的译后审校流程,所以完全可以通过译后的调整来改善上下文的流畅关系。而且使用CAT做文学翻译的时候,甚至能够进行一些大幅度的调整,比方说把这一段中的两三句话合并起来翻译,或是把两句话前后的顺序调整一下翻译,甚至是把两段的文字凝练一下,只把大意翻出来,也就是节译或者省译。我曾经给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翻译并出版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出版社要求译成大约10万字的青少版,不要全译,全译出来是有20万字左右的。节译的时候如果用传统的方法,从简写英文版开始,可能灵活度更大,但也会很麻烦。我的做法是直接采用马克吐温这本书的电子版,没有进行译前的删减处理,而是直接建立翻译项目。在具体翻译时,提前通读每一章再动笔,知道哪些地方可能能省。到了该省略的地方,我会把连续的几句话或者一整段合并到一个翻译单位,然后简单写上一两句话概括大意,一道而过,通过这种方法实现节译。初译完成后最令我感到满意的是没有做太多的无用功,最后生成的第一稿文字量是10万字多一些。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三审三校,通过审校进一步把可有可无的内容省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一找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由我来翻译的《汤姆索亚历险记》。

您如何看待翻译工具在文化外译中的作用?

我在2015年申报了一个国家社科项目,选题设计是研究汉学文本语料库建设,用语料库提取汉学的专业术语,然后使用翻译工具,促进中国文化的外译。我之所以想起这个题目是因为当时观察发现,经过几年文化外译的发展,国家有设立专门的项目,但做这类工作的人员几乎没有使用CAT工具的。现在我身边已经有朋友在做这样的工作,但当时申报项目的时候,这还是一个新的选题。从已经翻译出版的关于中国汉学的双语图书里面提取术语,做成双语平行语料库,再用CAT来辅助文化外译,我觉得能够很好地解决文化外译的一个瓶颈问题,就是文化外译的产出率低下。一般一个20万字的文化外译项目周期是一到两年,有时有多人协作,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使用翻译工具的话,就会有很多精力上的额外投入,甚至可以说是精力上的浪费。多人协作时,如果没有CAT工具、没有术语管理的理念,往往会造成有分工但是没有协作的局面。所谓有分工就是一本书20万字分给四个人,这很容易实现,但是要协作其实是不太容易做到的。能够承担文化外译的人本身已具有比较高的学养,日常工作会很忙,所以很难凑齐去经常性地做专题讨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使用翻译工具,项目主持人就能通过整理术语表、术语库,跟大家共享,从而很有效地实现部分协作、研讨。因此,在文化外译中,翻译工具能够有效改善翻译流程、提升翻译效率,并提升翻译的质量。长此以往还能积累大量的新语料,为未来的项目提供基础语料帮助。


您认为一线图书翻译人员现在面临哪些问题或挑战?

一线图书翻译人员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其实主要还是来自项目设定方,也就是客户出版社的管理问题。我之前和梁本彬老师还有一位研究生合作发表在《外国语文》上一篇文章,专门谈AI技术和图书翻译出版相关问题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检索一下。图书翻译出版现在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有这么几点:一是出版社给的时间周期偏紧。编辑由于担心译者拖稿,给一稿的翻译时间往往偏短。如果译员全日制从事翻译工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实际很多做图书翻译的是高校老师,他们需要在业余时间来做翻译,时间可能就不够了。比如典型的15万到20万字的书很多,出版社的这种管理方式是给三个月时间,少数能给半年,极少数像传统出版社能给一年时间,总体来说时间偏短,使得译者没有时间真正做到三审三校,往往是翻译一遍,然后审阅一遍,就已经到了交稿时间,甚至已经有些拖稿。


第二是费用问题。出版社出版图书有赔有赚,这是一个自然现象。但是大部分引进图书应该是能够做到收支平衡并有一定利润的。在这种情况下,出版社应该更多考虑到译者付出的辛勤劳动是整个图书出版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如果能够把译者的劳动报酬,也就是翻译费用提高一下可能会更合理。非常典型的就是有一些引进翻译之后的畅销图书,出版社盈利是比较多的,在这种情况下,从公平的原则出发,出版社也应该跟译者采用翻译版税这样的报酬结算方式,而不是简单的“铁板一块”,只给予译者固定的稿酬。


其实这两个问题本身就会造成译稿质量下滑,因为译者时间紧、任务重,不可避免地会出一些纰漏。而如果时间充分一些、编辑和译者的沟通更充分更积极一些,译者在项目上能够付出的精力就会更多,就会更大程度改善翻译质量。在这里还是说一下我做的霍金的这本书。出版社做计划比较早,给我的翻译时间是比较充分的,在这个基础上,我才做到在交稿之前做完了三审,而且是深入、全面透彻的审校,也就比较有效地保证了稿件的质量,不再需要编辑做大幅度的修改。据我了解,也有一些翻译项目出版社给翻译的时间太短,出版社还要再去做全面深入的审校,搭上了很多人力和金钱。这就是管理方面的挑战。


谈到这些挑战,之前提到的那篇论文应该讲的比较透彻,其实还需要编辑多了解一些图书翻译的技术问题。每个编辑都有自己的一个译者圈子,就是什么样的书他愿意联系哪位译者来做。如果编辑懂技术,就能够更有效地在这个圈子里传播开这种技术,让他的译者相互沟通交流,或者提出让译者去学习某项技术。现在学习技术其实很容易,有很多在线教程,大约花上10个课时或20课时就能学会、学精一种或者多种工具,这对于改善翻译质量、改善整个流程管理都大有裨益。


您认为译员应该如何借助翻译技术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这个问题把它改成陈述句好像就是很完整的,“借助翻译技术,译员可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讲讲为什么吧。掌握了翻译技术,尤其是熟练掌握广义上的翻译技术,包含信息技术,网络搜索、图书转换扫描、审阅时的各种小技巧等等。技术熟练后你做的活儿就漂亮,漂亮的活儿谁不喜欢呢?你的竞争力也就会提升。举一个例子,昨天我做讲座的时候现场演示了一下做译后编辑的一段小视频。一本书从零开始、没有提前阅读,试着翻了2000字,先用机器翻译预处理,在这个基础上,再在CAT工具里面开始进行译后编辑,大约是40分钟完成了2000字。我在做霍金那本书的时候,也有的章节采用了译后编辑,大约也是这个速度,每小时大约完成3500字左右。昨天讲座现场好多都是翻译公司的一线译员,他们都感觉这个速度是非常惊人的。一个小时3500字,一天如果有五个小时有效工作时间,就已经远远超过了15000字。很多资料中提到,专业译员每天能翻一万多字就是很好的,如果译员每天能够生产1万字以上的高水平译文,翻译公司的老板就都乐开花了。所以,这就很好的体现出熟练使用翻译技术,包含最新的译后编辑技术,是能够有效的提升自己的竞争力的。

您对未来翻译专业教育有什么样的建议?

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恐怕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回答。除了翻译技术的教学之外,我感到其实语言能力还是翻译专业教育特别需要关注的。它是一个传统的方面,但是有的时候新鲜的东西谈多了,大家可能会忽略基础的东西。我在一篇文章中把翻译专业需要学习的内容分成两组,其中一组是短时间内能掌握的技术技能,还有一组是需要很长时间、很长周期才能掌握的技能。像翻译工具的使用,或者是其他一些技巧,包括编程、数据挖掘等,都属于短期内能掌握的,有的时候几个月,有的时候一两个月,有的时候半年一年也就掌握了。而语言能力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在翻译专业教育中,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学生译文存在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语言能力或者说双语能力的问题。无论你怎么教翻译技术,语言能力都是无法规避的。到头来,我们培养的学生是否能够具有竞争力、是否符合社会的需求,还是要看最重要的语言能力,其他的都是锦上添花。所以翻译专业教育要更好地、更密切地和翻译实践需求结合起来。


但是一谈结合,我想指出很多人可能有些急功近利的做法,非得让翻译硕士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专业领域方向,比方说,政法大学就专门搞法律的翻译。有一部分这样做是没问题的,但是MTI的招生量比较大的,各个学校的招生量可能都远远超过了传统的英语语言文学或者语言学的招生数量。让这么多的学生统一专业领域方向去学习诸如法律、建筑、土木工程、交通等等比较窄的领域,实际上是不科学的做法。所以这些年我在培养学生的时候,就没有特别考虑专业领域,而更多考虑学生的综合能力。当然,我所在的是师范大学,有很强的综合性,本身不像有些学校必须要体现出专业特色来。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做法是更多地让学生参与图书翻译,因为图书翻译在翻译领域当中的一般情况下是质量要求最高的,也是综合性最强的。哪怕是一本简单的文学图书,也可能会涉及到社会生活生产中一些比较特殊的领域,就更不要说科普书和其他的一些专业书,在翻译的时候往往需要译者做许多特定领域的研究。比如说翻译欧洲史,就需要对欧洲各个国家的语言文化有更多的了解。总之,图书翻译是对译者综合能力要求比较高的一种活动,如果通过这样的训练,学生能够胜任,可想而知当进入到实际工作领域的时候,需要翻译其他类型的文本,他的适应速度就会很快。而且这样做也避免了学生过早局限于某一个狭窄领域,而毕业之后又没有从事或者找不到这样专门领域的翻译工作,避免错配。这个和大学教育一样,大学教育的专业性往往要和宽口径结合,一方面有专业性,一方面还要考虑扩宽口径,不能让培养出来的学生只能干这个专业的事,离开这个专业就缺乏适应性,这是不合适的。


关于高端翻译人才,我还有一个想法,真正能够胜任中外文化交流的高端翻译人才,往往不是简单的学校培养出来的,而是要把学校培养和他的职业发展结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养成,才能够有这样的人才。真正适应高端文化交流的翻译工作,不论是四年本科学习,再加两年或三年硕士,再额外加上三四年的博士培养也好,恐怕都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翻译是人类脑力劳动中综合性最强的活动之一,涉及的领域是不可预测的、方方面面的,专业性会特别强,而译员不可能什么都懂,译员所能做的就是在短期内读一读相关的资料,把自己变成一个“半瓶子醋专家”,或者是“25%的专家”,再结合语言能力,就能够做这样的翻译项目。而高端的翻译不是单纯靠培养就够的,还要提供一个成长空间。所以大家就发现,除了极个别完全靠翻译稿酬生活的自由译者之外,真正高水平的译者往往是研究型的译者,他们一方面在高校中工作,搞教学和研究,长时间关注翻译、从事翻译,假以时日就成为一个高水平的译者,这种情况还是相对多见的。所以,如果我们国家确实需要更多高端译者来做好中外文化的交流互鉴工作,就应该从这个角度入手,给予高校中教翻译、研究翻译的人更多更好的成长空间,比方说学术成果的认定、翻译作品视作高水平学术成果等等。如果这个工作做好,用不了多少年就会有一批优秀的、能够胜任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型译者成长起来,都不需要专门去设立学院、项目去培养,他自己就成长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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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徐彬


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翻译硕士专业负责人、世界翻译教育联盟翻译技术教育研究会(WITTA TTES)副会长、山东省译协翻译技术委员会主任及校企合作委员会秘书长。长期致力于翻译实践、翻译教学及研究等,出版译著60余部逾1500万字,如《史蒂芬·霍金》《艺术宇宙》《世界史的故事》(1-6卷)等。主要研究方向为教学技术、翻译教学和计算机辅助翻译。出版有《计算机辅助研究论文写作指南》、《翻译新视野》等学术专著。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项目一项,教育部大学外语教育专项课题一项;参研国家社科项目一项、中国社科院重大项目一项、省级课题多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