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志伟：中国术语学研究的八大特点

对于西方术语学派来说，中国的术语研究是远距离语言（far distance languages）的术语研究，而西方的术语研究是近距离语言（near distance languages）的术语研究，中国的术语使用汉字，而西方的术语使用字母（拉丁字母、希腊字母、斯拉夫字母），文字体系截然不同。使用字母的近距离语言的术语主要依靠“字母转写”（transliteration）便可完成，而用汉字书写的远距离语言的术语是不能使用“字母转写”的，外来术语的借用往往有一个从音译（transcription）到意译（semantic translation）的复杂过程，因此，中国术语的研究和翻译的难度比西方语言的术语研究和翻译难度大得多，具有更大的复杂度和挑战性。

中国的术语研究源远流长，远在《周礼》中，就有关于“象胥”的记载，所谓“象胥”就是中国古代的翻译人员，他们担负着把外国或少数民族的语言翻译成汉语的任务，其中当然存在术语翻译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是第一次翻译高潮，明末清初的西方科学技术著作翻译是第二次翻译高潮，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西方学术名著翻译是第三次翻译高潮。在这三次翻译高潮中，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术语研究，翻译了众多的外来术语，为世界的术语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中需要引进大量的国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术语，还要把中华传统的思想文化术语翻译成外语，出现了第四次翻译高潮，这些都对国际的术语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有着光辉灿烂的传统思想和文化。中国的术语研究，除了研究外来术语的翻译之外，还必须研究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术语的外译，促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例如，笔者最近用英文写成《汉字》一书，涉及 “甲骨文”“金文”“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转注字”“假借字”“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传统汉字术语的外译，这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术语，在术语翻译中是别具一格的，翻译时既要“求真”，精确地表达原意，又要“喻俗”，让外国朋友能够读懂，有很大的难度。中国在经典古籍的外译方面也取得很大的成绩，《黄帝内经》《天工开物》等古籍现在都有很好的外译出版。尊重中华思想文化的传统，是中国术语学研究的一大特色。

中国的术语研究和工作，从机构设置到学术出版与专业划分，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体系。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以来，先后组建了96个学科的名词审定分委员会，数千位专家（其中包括300多位院士）参加了50多万条的科学技术术语的审定工作，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涵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医学、农林科学、社会科学以及诸多交叉学科的科学技术术语体系，这些工作对于中国的科研、教学和学术交流起了促进和保障作用。这样成熟完整的科学技术术语体系在国际上是绝无仅有的，具有鲜明的特色。

西方术语学重视术语概念的研究，而中国术语学除了关注概念的研究之外，还特别关注术语结构的研究。早在1985年，中国学者就使用计算机进行中文词组型术语的自动分析，分析了词组型术语的层次结构，并发现了其中存在潜在歧义（potential ambiguity），创造性地提出了“潜在歧义理论”（potential ambiguity theory），并在国际会议上介绍了这个理论。中国学者在用计算机分析术语的结构时还发现，在术语系统中词组型术语的数量通常明显多于单词型术语。在认真研究这一现象之后，提出了单词的“术语构成频率”“术语平均长度”等近十个新概念，研究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同时采用数学方法加以描述，最终建立起了“术语形成的经济律”（economical law for the formation of terms），并用“FEL公式”（FEL formula）来描述这个规律，1988年在顶级刊物《中国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 in China）英文版第4期上向国际学术界公布了这个重要的发现。这些研究都远在西方提出计算术语学之前。在这10年之后，1998年国际计算语言学会议才组织了世界上第一次计算术语学（computational terminology）讨论会，才开始注意到计算术语学的研究。中国的计算术语学研究远远超前于国际计算术语学的研究，这是中国学者对世界术语学理论的重要贡献。随后中国学者又提出了面向跨语情境的“术语翻译的系统经济率”、面向汉英术语系统的“经济率差”等，都是对这一理论的进一步演进和深化。这种关注术语结构的研究风格，在国际术语学中独树一帜，同样具有鲜明的特色。

中国的术语研究很早就敏锐地发现了西方术语学奠基人维斯特（Eugen Wüster, 1898—1977）关于术语定义的不足和缺陷，指出维斯特尽管在术语的规范化研究、术语的静态研究和术语的定性研究方面很有成绩，但是忽视甚至反对术语的描写性研究、术语的动态研究和术语的定量研究。中国术语学研究自觉地把术语的规范化研究和描写性研究结合起来，把静态的共时研究与动态的历时研究结合起来，把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结合起来，突破了传统术语学的局限，体现了当代国际语言学研究中的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倾向，以功能为本，具有突出的功能主义特色。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就使用计算机，在机械制造、化工、农业等学科建立了大规模的术语数据库，为这些学科的术语查询和术语翻译提供了方便，同时还可以在数据的基础上进行术语研究，弥补了专家们在传统上只依靠书本材料或主观内省研究的缺憾。

中国术语学进行了严肃的理论探索，撰写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专著《现代术语学引论》，并且出版了专门的术语学刊物《中国科技术语》，已经公布出版了128个学科的规范术语，建立了在线的术语网站，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在国际术语学研究中也是罕见的。
以上是中国术语学研究的八大特点。显而易见，中国的术语研究努力克服了术语学中的德国-奥地利学派、俄罗斯学派、捷克斯洛伐克学派、加拿大-魁北克学派的局限性，具有鲜明的特点。这些特点可以归结为术语研究中的“结构功能观”，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中国的术语学派。与国际上四大术语学派相比，中国术语学派毫不逊色。中国术语学派应当是术语学中的“结构功能学派”（structural functional sch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