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鉴堂公众号邀请了翻译、校对、编辑、读者、学者等相关人员，请他们谈谈自己对如下问题的看法。
一、如何看待翻译的跨界？对于通识或专识领域，译者是否必须具备相关专业背景？
二、对于图书等公开出版物翻译，语言背景和专业背景孰轻孰重？
三、传播效果可否作为译作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评判因素？
四、是否赞同或鼓励将技术（机器翻译、语料库等）应用于出版译作？技术是辅助翻译还是磨灭创造性？
五、您在出版译作中是何种角色（译者、编辑、公司、读者、学者等）以及对于「出版级」翻译的看法？
受访者：刘毅
中国日报社中国观察智库资深编辑、译审
翻译本身就是一个跨界的行业，因为没有译员翻译的是“翻译”这个专业，译员利用语言这个工具与各行各业发生联系，时时刻刻都在跨界。如果翻译不跨界，那这个行业就不可能存在，这世上也没那么多译文译著了。所谓翻译“跨界”其实是个似是而非的伪命题。当然，现在专业划分越来越精细，很多专业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渐在各个细分领域积累了庞大的知识库。有时即便是同一个大专业，不同领域相互之间都没法完全了解。这让人有种错觉，只有内部人士才能真正了解本专业（才能够翻译）。但是，再专业的知识，再高深的思想，只要付诸于语言文字，便需要遵从语言文字的规律和逻辑。从这个角度来说，没有译员不能翻译的专业，只是花功夫多少而已。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跨不跨界，而在于跨多少、怎么跨——说白了，就是怎么规避跨界的风险。
一般情况下，职业译员往往是语言专业或文科专业。如果以此为核心向外画圆圈的话，人文社科属于最近的第一层，再往外可能是政经金融，再向外是理学工程，跨界风险逐渐增高。当然人文社科中也有专业性较强的，理工科也有科普性质较强的，不能一概而论，但整体大致如此。
前段时间发生的教育学专业书籍翻译事件，我粗略看了一下，确实出现了很多不应该出现的错误。但私以为这本书的专业程度并非只有本专业人士才能驾驭，如果译者更用心一些，多查阅一些资料，多和编辑、作者或者专业人士沟通，很多错误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尤其是一些低级错误，非常拉低观感，会直接让读者怀疑译者的credibility。
要避免跨界风险，从委托人（出版人）角度来说，他们对文稿内容、翻译目的是最为了解的，准确判断一本书的专业程度，并据此来选择译员，这是他们责无旁贷的工作。选择的依据当然是译员的语言水平以及有无此专业的经验，语言水平越高，专业经验越丰富，完成度越好。
从译者角度，正确判断稿件是否超出了自己的跨界范围，这同样非常重要。现在职业翻译都会有自己擅长的专业和领域，比如有人专攻法律、医学……这对翻译质量和译员本人职业规划来说都是有利的。
面对一些明显超出了自身范围的任务，宁肯不接，也不要因为各种顾虑而硬接。因为如果搞砸了，不仅会导致后续的很多麻烦，也不利于自身的品牌声誉。
这里想分享一个自己的案例。有一年有个出版社需要把一本西藏的书翻译成英文，辗转通过朋友找到我。我做了将近十年这方面的翻译，当时又正好在做一个术语库，所以非常有兴趣。虽然聊得很高兴，但出版社依然让我提交了一份相关翻译的简历好做评估。我也请他们发来样章，看看内容如何。发现这是一本业内顶级专家写的研究论文，而非一般针对大众的书。主要论述的是七世纪西藏的社会发展情况，里面充满了古西藏的人名地名官职名称，引用了大量新旧唐书、敦煌档案等古文典籍以及西藏史书，而且还涉及佛教、苯教、传说、神话等等。我虽然翻译了十年西藏相关内容，但大多是社会文化、风土人情，历史当然也有，但完全没有这么专业，有这么多细节。但仔细读了读，我觉得虽然很专业，但属于可以“够一够”的程度。因为以前的积累，我在理解方面没有太大问题，主要在于查阅资料比较难。于是告诉编辑，我可以翻译，但需要作者向我提供古西藏人名地名的拼法和拼写规则，提供文献的来源方便查找。短短不到10万字的书，整整翻译了一年半（当然只是业余时间，不是完全的一年半，但也相当耗时耗力）。期间遇到各种困难，比如史料冲突、叙述前后不一致等等，这些都是文本本身的问题，赶紧标注出来和编辑作者沟通，进行修改。还有专业文献非常小众，年代久远，查阅极其困难，很多外国作者的文献，尤其是俄语、法语，搜索起来难上加难。种种辛苦，很难为外人道，但任务接了下来，再呕心沥血也要高标准完成。交稿以后才编辑和作者又进行了半年的审校，定稿后大家都很高兴：出版社申请了国家重大项目，作者很满意翻译质量，而我也感觉自己在这个领域的翻译更上层楼。
讲这个例子，是想说明，翻译中的所谓跨界无时无处不在，关键在于如何把跨界风险降到最低，相关各方一同努力，通力合作：出版方不做放手掌柜，为书找到合适的译员，提供必要的帮助；译员做好评估，一旦接下了工作，不管多难，都要尽力做好；作者对译员提出的问题，积极配合，一起解决。
不过，上个月编辑找到我，说另有一本西藏的书想请我翻译，我连忙敬谢不敏，不敢再给自己找个一年半载的枷锁。
受访者：夏中华
南京东方翻译院有限公司总经理
译鉴君：对于图书等公开出版物翻译，语言背景和专业背景孰轻孰重？
夏中华：翻译是一项历史悠久的活动。中西方翻译都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史，在这么长的时间中，人们生活受益于翻译活动。自改革开放以来，翻译对我国政治、经济及文化建设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及时引进国外先进的学术思想和科学技术成果，这是“输入”；把中国高质量的学术和科技成果传播出去，使得外界能更全面地了解中国，这关乎国家的对外形象传播和国际话语权的构建，从而扩大在全球的影响力，这是“输出”。不管是“输入”还是“输出”，都离不开翻译出版。翻译出版是人类文化传播和世界文明进步的重要载体，翻译出版是各国文化交流融通的重要方式和渠道，翻译出版活动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是图书出版物的外译还是引进，我认为译者的语言背景和专业背景对图书出版的质量同等重要，不可忽视任一方面！图书出版物的外译要选择目标语言且具备专业背景知识的外国母语译者为主，原著语言专家译者为辅的翻译策略。当然这是最理想的方案，但是很多现实情况是：能够承担外译的外国人才严重不足，我们只能采取让具备专业背景知识的原著语言专家译者担当主译。
译鉴君：传播效果可否作为译作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评判因素？
夏中华：图书作为一种国际通用的物质传播载体，对文化的传播和知识的积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世界文明进步的阶梯。图书传播效果的评价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图书的海外传播一般要有图书创作（翻译、编辑）、图书出版、图书发行、传播反馈等阶段，每个阶段的工作对图书的海外传播都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译作的成功不能代表传播效果，图书的海外传播效果评价一直是出版界、学术界关注的难点和热点。评价传播效果的维度我个人认为应该从图书海外馆藏的数据、海外读者的接受度和满意度这三个维度来评价，这其中还需要出版国家的数量、译著语言、译著数量、译著类别、版权输出以及图书出口（实体书、电子书）的总量等因素来进行综合评价。
译鉴君：您在出版译作中是何种角色（译者、编辑、公司、读者、学者等）以及对于出版级翻译的看法？
夏中华：邹振环教授在研究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现象时指出：“翻译出版是从出版的角度来研究翻译活动，分析译者如何选择译作，出版者如何编辑加工及投入流通领域，读者如何选择接受和评价反应”。他的这一理解指出了翻译出版关乎的几个要素，即译者、出版者和读者，并分析了几个要素在翻译出版这一活动中的作用。这一理解在新时代有了新的变化，这三者之间不再是一种有序的线性关系，而变成一种密切相关的关联体。在中国没有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前，是译者选择译作的时代，而现在可以说是出版赞助人和读者选择译者的时代。这种情况下，出版赞助人和读者的作用就更加突出，因为作品和译者都是由他来进行选择。目前看来，译者、出版者、读者三者之间是相互依存及互相成就的关系。
从翻译的角度来看出版活动，我们要关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翻译理论、翻译方法、翻译策略、翻译工具的使用等翻译内部相关因素。做为译者，要充分地利用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来保证专业术语一致，提高工作效率，确保译文行文流畅且书面化，以及符合版式规范，使译作符合目标语言的阅读习惯，语言流畅且优美，以达到正式出版物的规范要求。
前段时间，浙江大学王慧敏副教授在“ZJU教育史”微信公众号发文，对《美国高等教育史》的翻译质量进行了严厉批判，并罗列出不少错译以及他们本人的修改意见。短时间里，这篇文章便在社交媒体发酵，光明网、新京报等官方媒体更是进行了大肆报道。文章迅速获得了超过1万的点击量，加上各官方、个人公众号疯狂转发，事件在翻译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作者言辞犀利，来势汹汹，大有一棍子打死一船人之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迅速下架图书，并做出了道歉。读者把书弄下架，这是我人生四十多年来遇到的头一遭。吾辈乃文弱书生，没有见过如此大阵仗，惊得目瞪口呆。“ZJU教育史”中该文章的访问量已经破万（其他文章是一到几百），网络的力量确实不容小觑啊。关于《美国高等教育史》的质量，网络上呈现出一边倒的批评。但这些单一观点和立场，无法让我们洞见问题的根源。在这里，我希望结合个人的经历，试着从一个比较新颖的角度进行分析。我是2006年进入翻译这一行的，在此之前还做过几年的QE（Quality Assurance Engineer，品质工程师）。翻译和QE看似风牛马不相及，但实际上遵循着同样的“道”——标准。当年我跟各种国际标准打交道，有ROHS标准，FCC标准，SRS标准等。QE面对的是Pilot Sample（试点样本），这个样本能否满足这些（一个或多个）标准，是开模的关键。而一旦开模，像外国人说的The Die is Cast，就无法回头了。做产品的关键不在于生产，而在于开模之前那些看不到的环节。当然，产品出来以后难免会有一点瑕疵，但QC（质检）会解决这些问题。瑕疵无法避免，但完全可以消除。具体到《美国高等教育史》，在它“开模”之前的工作是我们所看不到的。比如说出版社的选题、组稿、审稿等。这些大大小小的头脑风暴，都凝聚着出版社同仁的辛勤劳动。再说回标准，我们应该遵循的是最高标准还是最低标准呢？你可能会认为，当然是要遵循最高标准，但恰恰相反，我们需要遵循的正是最低标准。以我当年的工作经历为例，SRS（Safety and Reliability Specification，安全与可靠标准）规定，产品可承受的最低拉力是21磅（实际上是20.98磅，四舍五入为21磅）。我们实验室的同事在拉到21磅时就需要松手，样本完好就是达标，样本损毁就是不达标。如果操作员硬是拉到30磅，实验结果就不客观了；再比如电子产品的寿命测试一般以三天为限，测试员不能等到第四天甚至第五天才去看结果，那属于违规操作。那么书籍翻译的最低标准是什么呢？我认为首先，译文要能够传达出原文的中心意思，没有遗漏。第二，能够给读者一个沉浸式的阅读体验，不謷牙诘屈，并让读者吸收到其中的养分。满足这两点，足矣。翻看豆瓣里的评论，一开始读者的反响都是正面的，由此可知，这个“模具”是符合最低标准的。对书籍整体格局的把握才是真本领，行文的环环相扣，严丝密缝方可见真章。至于王慧敏教授提出种种问题（不算那些误伤的地方），就好比一件成衣上的线头，我认为是QC可以解决的。QC是生产环节的尽头，QE是整个设计、生产过程的统筹者，二者不可同日而语。一个模具，便宜的几十万，贵的几百万。既然 “pilot sample”是没有问题的，这时候要把已经做好的模具扔掉就显得理据不足，且劳民伤财了。此外，我无法知悉“大量错译、少数漏译”的实际情况，如果属实，那是很严重的翻译事故。但据我所知，国字号的出版社一般不会有这种情况。我曾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译过一本图书，他们对数字表达、引号的使用、脚注、参考文献、加译者注，以及回译等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内容几乎可以付梓成册。而编辑同志对三审三校制度的执行也是严苛的，漏译的可能性无限接近于为零。我想起国外的一则趣事，有人投诉一家饮料厂商，说他们的饮料里混进了不明昆虫。厂商请他参观了生产车间，看到那无菌的环境，严苛的工序后，这个人最后承认昆虫是自己放进去的。但我们并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性，所谓的“漏译”，实际上是刻意而为之。众所周知，葛浩文在翻译莫言小说时，运用了一种“连改带译”的策略。这种策略尽管备受诟病，但存在就是合理。与“连改带译”相对的，是“归化”策略。归化策略旨在尽量减少译文中的异国情调，为目的语读者提供一种自然流畅的译文。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中使用了大量的归化手段。比如：原文：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戏珠金抹额。译文：A small jewel-encrusted gold coronet on the top of his head and a golden headband low down over his brow in the form of two dragons playing with a lager pearl.可以发现，译文的字数已经超过了原文（如果按照中英文字数1：1.8算，甚至可以说是2.3倍于原文）。而霍克斯在《红楼梦》译本中，几乎通篇使用这种策略，使得英文的字数竟然超过了中文。翻译，尤其是像《红楼梦》这样的经典作品，关键在于意象。在红楼梦的电视剧中，贾宝玉出场的镜头不到三秒钟，观众根本注意不到这些细节。而抹额也是没有“二龙戏珠”图案的（我为此还按下暂停键，用放大镜看了），这也许是剧组经费有限使然。意象，关键是“诗中有画”，而不是面面俱到，臃肿不堪。闲话，不提。至于错译，之前已经有教授分析过，证实 “有的可修改提高，有的锦上添花，有的放大瑕疵，有的是自己理解不同，批错了”。我认为，有则改之，无则应该还译者一个公道。王慧敏的另一项控诉是：“有些地方有明显的机翻痕迹”。机器翻译在处理比较难的文字时，确实是有点囫囵吞枣的感觉，但人工不是可以修改吗？他没有提供相应例子，我们一笑置之。也说说机器翻译。我所接触到的第一款机器翻译软件叫“金山快译”，它是单机版的，与金山词霸共享一个词库，翻译质量不高。之后金山快译又出了网络版，翻译质量有所提高。然后就是百度翻译、谷歌翻译等在线翻译软件了。我以前看过一个报道，说百度翻译的工程师添加一个语种需要26天，而他们并不懂得这个语言。机器翻译的质量取决于后台的语料，语料好，质量就好。所以王教授“明显机翻痕迹”的说法并不严谨。此外，Trados，memoQ，甚至是Oracle公司开发的 Live SQL，都能使翻译工作如虎添翼。各种免费、付费的行业语料包均可在网上自由获取，只需数秒钟便能轻松导入。再加上谷歌、维基百科等的加持，译者几乎能成为半个专家。这也很好地解开了王教授关于“译者没有美国教育史专业背景”，以及“和‘武则天’比起来就是一个跨度非常大的主题和领域”的困惑。技术的发展模糊了专业的边界，使翻译摆脱了以前那种“精耕细作”，高投入，低产出的窘境，且能更好地提高译文的准确性。纵观全球，各行业龙头企业都在争先恐后地抢占高精尖技术的制高点。中国人都明白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我们万不可做那个抱残守缺，刻舟求剑的楚国人。我认为权威媒体在报道时应保持客观中立，不能把某些个人的观点植入到媒体自己的观点中，夹带私货，误导读者。像光明网的标题《错译遍全书!出版社道歉》；新京报的标题：《错译“遍全书”，<美国高等教育史>是怎么出版的》；钱江晚报的标题：《浙大老师发文批评中译本错译，能否骂醒浮躁的治学态度》；人民资讯的标题：《错译遍全书!出版社道歉：全网下架!》等等，不一而足。此外，媒体也不能有失偏颇，只报道王的慷慨陈词，而对众多专业人士的分析充耳不闻。流量的获取应该建立在捍卫公正的基础上。《美国高等教育史》在豆瓣上面的评分，从15号开始就变成了一星。毛主席有句名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应该有独立的思想，而不是人云亦云。本书在大部分城市的图书馆都可以借到，不妨做个调查研究再下结论不迟。此外，大家在发表评论时也要注意“网络礼仪”。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请把评判一部作品好坏的权力归还读者吧。我们要营造一个大家各抒己见的氛围，不搞一言堂，读者用脚投票，行业专家正向引导，让学术界得以再次百家争鸣。也请呵护一下那些埋头苦干的翻译打工人。太平洋很大，我们站在一艘小船上。惊涛骇浪一波接着一波，我们细心呵护着一个匣子。在与风浪的激烈搏斗中，我们满身伤痕，小船也是残破不全。到岸了，人们把匣子打开，发现里面装着异国的珍宝。没有鲜花和掌声，只有一盏枯灯，和凌晨五点的星星和月亮。岁月流逝，我们春华换银丝。小船再次起锚，我们坚忍无怨地前行。因为我们是真理的承运人。转载来源：译鉴堂公众号
